出于对食品安全现状的忧虑，部分省级机关单位、大型国企、民营企业、上市公司、金融机构或个人自发组织在城郊租上大小不等的土地，形成自供或特供食品基地。

　　质量监督、食品监督、卫生监督、工商管理，监管部门越来越多，消耗的纳税人的钱也越来越多，从事食品、蔬菜等经营需要办理的审批手续和缴纳的规费一项不少，但是，食品安全形势却越来越严峻，以至于政府机关、企业、部门、单位等，不得不又过起了最原始的自种自给的生活，雇用农民生产不会带来安全问题的食品和蔬菜等。

　　我不知道，这算不算是社会的倒退，更不知道，这是不是社会的悲哀。

　　不错，有钱人可以做出这样的选择。这样的选择，也不能认为是错的。毕竟，生命是最珍贵的，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。

　　但是，有钱人可以搞特供、自供，那么，普通百姓怎么办呢？他们既没有经济实力雇用他人生产食品和种植蔬菜，又没有时间自己生产和种植，是否意味着只能听天由命呢？很显然，这是一种新的分化社会、分化阶层的现象。因为，如果任凭这样的现象普及开来，那么，公众与政府、富人与穷人之间将形成新的隔阂、新的矛盾和新的对立。

　　而事实上，这种类似于原始手段的预防方式，虽然可以减少和缓解一些食品、蔬菜安全方面的问题，但是，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食品、蔬菜的安全问题。土地、环境、水源、动物粪便等方面存在的污染问题，并不会因为自供或特供而解决。久而久之，会因为食用者的“过度放心”，而留下更大的隐患。

　　更为严重的是，如果政府及其职能部门承认这样做是正确的选择，就等于放弃了对其他非自供、特供食品、蔬菜生产、经营、销售的监管责任，放弃了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应当履行的义务。那么，纳税人供养政府及其公务人员的意义何在呢？所有的企业、公民，是否都可以为了自身的安全而不再生产产品、不再工作，而去生产食品、蔬菜呢？

　　恰恰相反，越是这样的时候，越是需要政府及其职能部门、公务人员站出来，去加强监管、加强研究、加强引导，而不是逃避、转移目标、推卸责任。如果这样，政府的公信力将完全失去，政府的威信和凝聚力、号召力也将荡然无存。

　　如果说企业、个人作出这样的行为，还能够理解和容忍的话，那么，政府机关也这样做，除了失职之外，可能找不到其他任何可以的评价和评判的理由了。我们甚至可以要求，对实现这种方式的政府机关及其负责人，以渎职、失职等追求责任。

　　也正因为如此，我们希望有关方面能够重视这种现象，并对这种现象进行深刻的反思，查一查问题的根源到底在哪？并积极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和措施。也许，这才是对政府执政能力、执政水平的真正考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