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为执政者来说，无论是从科学发展还是从和谐社会的角度，都必须消除“不明真相”的政治土壤。如果群众始终被拒绝在真相大门之外，那么真相不去掌握群众，谣言便会去侵袭群众，群众便可能摆脱现行体制框架寻求他们所认为的真相，进而讨要此真相背后的“真理”，无疑会让执政工作陷入被动。因此，要想掌握群众工作的主动权，应当开放真相，使群众知道，让群众监督。

　　韶关市近日召开了网络问政工作会议，市委副书记林耀明在会上说了一番颇具有现代政治意识的话。他是这样说的：“目前有的政府机关或官员遇到问题总是不敢说真话说实话，群众不明白在网上议论一下，就说‘不明真相的群众围观’；有不同声音出现就说人家‘别有用心’。既然群众不明白，那就不要遮遮掩掩，及时把事实公开，就不会出现‘不明真相群众围观’和‘别有用心’了。”曾几何时，每每遇到一些突发群体性事件，每每遇到一些不同的声音，我们的某些官员总是以“不明真相的群众”和“别有用心”来搪塞，其实是习惯了歌功颂德，就是不习惯别人唱反调，总是想把那些表达不同意见的人打入另册。

　　可是，有多少人在真正反思，是谁让群众“不明真相”?群众又为什么不明真相?群众果真不明真相吗?只有对具体事件的不断追问，我们才能够搞清楚，真相究竟在哪里。对于一些干部来说，可能他们的心思不在于追查真相，而在于控制真相，产生真相，掌握真相的制定权。从瓮安事件到石首事件再到吉林通钢事件，在许多的群体性事件中，官方的初始定性都是“不明真相的群众在别有用心的人的煽动下”，似乎群众总是分不清好歹，总是稀里糊涂容易被人牵着鼻子走，可群众真的那么无知吗?真相并不天然地掌握在官方的手中，即便在群体性事件中，也不能片面地下断语说群众掌握的真相就一定是假的。中国的老百姓参与群体性事件主要还是以维权为主，这些维权活动有的是合法维权，有的是合理而不合法地维权，较为复杂。但不管如何复杂，都应当做到信息公开，让老百姓了解到政府工作的难处，了解到如何才能够真正地化解矛盾，维护权益。

　　仔细分析“不明真相”，一般是以下几种原因：一是官方封锁消息，外界无从知晓真相；二是官方选择性公布部分真相，隐瞒另外一部分真相，导致真相在传播的过程中失真；三是真相被“指鹿为马”；四是真相公布前做了太多不当工作，使得人们对真相的真实性产生根本怀疑；五是真相的公布拖得过久，未掌握好公布时间点，导致人们被其他情况所误导。当然，也不排除存在被“别有用心的人”煽动的情况。然而，如果有关部门能够及时地让公众知晓真相，不封闭，不歪曲，别有用心的人自然找不到造谣的缝隙，群众又怎么可能被煽动呢?

　　真相不会自己跳出来。如果群众不明真相，第一责任一定不是群众，而是相关党政机构。任何“群众围观”都是有先兆的，绝对不会平白无故地突然舆情汹涌。那么，党政机构便理应知道，群众围观的真正原因是什么，如何才能平息群众的疑问，如何才能够让群众消气，如何把可能的网络群体性事件和现实群体性事件化解在萌芽状态?如果仅仅为了推诿卸责，把群体性事件发生的责任推到“不明真相”和“别有用心”身上，容易固然容易，却错过了解决事件的最佳时机，导致不少本可以化解的矛盾日积月累，及至于积重难返，再度形成新的社会冲突。

　　作为执政者来说，无论是从科学发展还是从和谐社会的角度，都必须消除“不明真相”的政治土壤。如果群众始终被拒绝在真相大门之外，那么真相不去掌握群众，谣言便会去侵袭群众，群众便可能摆脱现行体制框架寻求他们所认为的真相，进而讨要此真相背后的“真理”，无疑会让执政工作陷入被动。因此，要想掌握群众工作的主动权，应当开放真相，使群众知道，让群众监督。开放一点儿，没什么大不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