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年北京高考状元人大附中的李泰伯，申请哈佛、耶鲁等十一所美国高校遭到拒绝，成为舆论炒作焦点，“书呆子”、“应试教育牺牲品”等论断纷至沓来。对此，一篇题为《哈佛为何拒录北京理科状元》的文章说得很实在：“看到这个消息，我首先想到这是不是个高分低能的学生，是不是个考试型和竞赛型学生？结果我错了。他是第一实验班的班长、人大附中学生会主席、模拟联合国大会主席。这些经历都是与学习没有直接关系的公益性工作。”也就是说，李泰伯是一个素质全面、热心公益的优秀学生，他的偶然被拒只能说是美国高校看走了眼。

　　教育界人士早已提出：高考状元的个人成功是偶然的，但状元背后的艰辛付出是必然的。人大附中作为北京状元“摇篮”，2005年以来诞生了七位高考状元，今年更产生了理科高考的前三甲。据报道，该校近年被美国名校录取学生数百名，与李泰伯同届学生今年也有40名入选。而我们的舆论头条，为何对这类名校的教育模式和教改经验熟视无睹，倒是围绕李泰伯的偶然失利大做文章呢?难道高考状元被拒，就是中国高考制度的全面失败?

　　其实，棒杀高考状元并非自李泰伯开始。2009年，一篇调查报告被广泛引用。调查指出：1977年到2006年的30年，全国各省1000余名“高考状元”没有产生一个政界、商界、学界的“职场状元”，全军覆没。且不说这调查是否全面，单看“职场状元”与“高考状元”的简单类比，就是不够科学的。文化程度不高的商人成为亿万富翁，不能证明读书无用。更为重要的是，高考状元只是学校教育的较为显眼的结果，而这些个案的成败并不足以说明整体教学的成败。当然，我们反对夹杂了各种功利目的的状元炒作，但我们也反对只因为“状元”这个名头，就无视其背后那些成功的教育方法和模式。我们的媒体需要思考的，不是如何棒杀高考状元和培养他们的名师名校，而是如何避免各行业的庸才当道和“武大郎开店”，给中国的人才资源以最佳环境。

　　无原则地追捧状元毫无意义，但培养拔尖人才的道路却不能不走。2001年，日本提出50年内获30项诺贝尔奖计划，至今已涌现6位诺奖得主。在印度，500多个行政区设有“天才儿童学校”，智力资源成为这个南亚国家的发展动力之一。当然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依样画葫芦，亦步亦趋，但我们必须思考人才成长的成功之路。在提倡人才兴国的今天，我们可以不关心高考状元，但必须关心产生状元的那些人才培养方法和模式，及其各个方面的利弊得失。因此，我们不妨以更冷静理智的眼光看待高考状元，摘掉苛责的有色眼镜，给他们和他们身后育才的园丁们以热忱的掌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