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天，国务院常务会议在布置全国安全生产工作时祭出狠招——煤矿和非煤矿山生产要有矿领导轮流带班，并与矿工同时下井和升井。

　　祭此狠招——在其他各种治标药几乎已用尽的窘况下，实出无奈，属于别无选择而仍专注于治标的“最后一招”。此招是否管用，只要监管能跟上（监管规条包括做不到之罚则，2005年就已颁布），当收一定药效。

　　此招并非新招，早在1990年代后期，产煤大省山东已自发实施。时至今日，山东全省矿难全国最少乃不争事实。推广“山东做法”始于2005年，国务院同年发布《关于预防煤矿生产安全事故的特别规定》，对矿领导必须下井作出原则约束。

　　“矿难大省”山西行动最快，当即参照“特别规定”颁行《山西省煤炭企业领导干部深入井下的管理规定》。国家安监局闻讯，即向各产煤省转发山西“管理规定”，敦促各省采取同样措施。

　　然而，“山东之花”并未结出“各地之果”。问题不在于各地煤矿领导集体抵制下井规定，而首先在于煤矿开采法人差别较大。历史所致，山东煤矿以国有为主，矿领导首先是各级领导干部，官帽捏在地方党委手里，不下井而一旦发生矿难，官帽可能会不保；煤田分布所致，山东煤矿分布集中连片如煤海，小矿极少，对是否下井的监管相对容易。

　　山西可不同，中小矿遍地开花，且以私营开采为主。矿主系煤老板，必须下井的硬约束对他们不起作用。

　　再推“山东做法”——层级由安监总局提至国务院，在于情势已悄然变化。

　　尽管山西煤改“国进民退”争议并未真正消解，但山西煤老板作为群体已集体谢幕，私营煤矿被国资收编后，煤老板群体成为吃红利的股东，下井“政令”之实施，理论上讲已扫除“产权障碍”。何况，煤改在各产煤省推广已近尾声。决策层眼里，在各产煤省施用最后一味治标药，时机已基本成熟。

　　在煤矿领导看来，他们的性命比矿工“宝贵”，官帽也是“钱”。当每口井每个采掘班次都有矿领导班子成员轮流带班，并与矿工同下井同升井后，井下安全隐患包括发生矿难的概率是会有所下降的。这无关科学，却关乎人人怕死怕伤怕残的人性——甭管领导们有否勇气承认，在中国，官的性命就是比民的性命要“值钱”。我们对最后一味治标药之药效提前高看一格，其道理正建立于此。

　　然而，对此狠招，有必要以更开阔的视野作些点到为止的延伸性思考和解析：

　　第一，出此狠招，并非简单的“复古”，更非重拾我党的“光荣传统”。如今50岁以上，在企业一线工作过的老工人都曾亲历过，建国至改革开放头一个10年，甭说煤矿领导必须轮流与矿工“同吃同住同劳动同生死”，就是一般的企业，厂领导带班尤其在艰苦岗位或危险车间全程带班也系一条铁的规矩，很少有企业领导敢从中“偷懒”，否则“广大工人群众绝不答应”。那40年，安全事故相对较少，恰恰与此有关。事到如今，“光荣传统”早已丢弃，要想重新恢复谈何容易。

　　第二，我们也不愿意将此狠招视为“连坐”，更非主张拿矿领导作安全生产的“人质”。遏制矿难频发之悲怆，在维持现有“国情”不变之“硬约束”条件下，在几乎用尽所有该用的治标药包括撤换省长、市长、县长、乡长在内都无明显药效的尴尬之下，面对越来越不堪承受的舆论压力作换位思考，除了祭出这“最后一招”，国务院包括全社会又能祭出哪种比此更管用的新招？

　　第三，以煤矿不安全为代表的生产不安全，无疑是当下中国的“出血点”。然而，它绝对不是唯一，而只是系列社会性难题、矛盾、冲突的其中一“点”。整个中国，全身上下“出血点”无数，上下左右都在为“止血”而忙乱。假如改革开放从起步就力求避免跛脚前行，国家转型能在经济、政治、社会、文化、权利保障诸层面多轮驱动前行，今天的中国于民族复兴，也许不会那么艰辛和曲折。

　　当然，历史和现实都没有假如。大处计，中国亟须补齐改革短板，让未来的复兴之路走得稍平稳些。着眼于遏制矿难，我们希望“带班下井制”在面上推开后能收一定药效——前提是2005年已提前出台的相应监管规制必须落实到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