广州市政府办公厅日前印发《广州市重大行政决策听证试行办法》规定，若公众对政府重大决策的征求意见稿意见分歧较大，应该组织听证会，公务员不得被选为听证代表。

　　当本质上应是吸取民意的听证会，却在民意中沦陷，当一个亦真亦假的成都“听证专业户”老太就搅起满城风雨。无疑，《办法》是对当下听证危机的一次突破：它看到了听证会现实中“协商民主”、“公众参与”的局限性，避免听证会成了民意的假面舞会。

　　没有谁试图去否定广州该规定的发轫善意，但如果过度执著在听证会的人员构成上发力，它事实上已经陷入到了某种“参与者迷思”之中。其实，省思听证会可信度的日益式微，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地方主管部门在听证过程中的立场问题。作为公共正义的守夜者，地方主管部门更应该拥有公允立场，让听证会拥有客观的民意基础与合法性，不至于沦为走过场。而与此相悖的现实情景是，他们多站到了背离民意的立场，倾向于为“涨价”说话，为行政攸关方辩护，把听证会的一切程序掌握在手中。如此之下，听证会的异化自然不可避免。

　　如果这一点不被现实的法规力量所跟进解决，那么，低层制度设计式的参与者遴选路径完善只能流于形式。直面听证会公信力下降的糟糕现状，更应当看到与之相关的顶层制度漏洞。一方面，在我国，听证会多由政府主管部门主持，这也就决定了它们中立性、权威性的缺失。另一方面，相关听证法规早已经正式颁发，却在现实中呈现出疲软的执行状态。种种愚弄民意、为利益集团说话的听证会，既没有成本审核环节，也无后续追责，形式般的听证会自然就大行其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