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日，安徽芜湖市一位副市长因骑自行车送女儿上学，受到舆论热捧。但随后网友惊讶发现，仅380余万人口的芜湖市竟配备了11名副市长，大大超出一般职数。（6月6日《南方都市报》）

　　这样的“官满为患”并非芜湖独有，类似事件近年来屡有曝光。如有网友在湖南石门的官网上找到了该县在职的12个县长和16个常委；又如山东沾化虽是省级贫困县，县长数量不如石门，但却有15个县长助理；还有辽宁省铁岭市曾配备9名副市长，20名政府副秘书长……

　　“官满为患”并不是一个新问题，但却是一个棘手的难题。今年“两会”期间，全国人大代表、中纪委原副书记刘锡荣曾言辞猛烈批评有些地方乱设机构，乱定级别，领导职数和公务员人数双双超标（“两乱两超”）。刘锡荣说，“一些地方政府秘书长有十几个，每个秘书长都要给房子，配汽车，这些支出最终都是老百姓买单。老百姓再勤劳，也养不起这么多官啊！”

　　怎么解决“官满为患”，刘老开出的药方是制定《编制法》。其实查编制立法建议案的源头，还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末。二十多年过去了，这一立法建言并没有获得立法机关的认同。个中原因何在，民众仍然不得而知。

　　其实不管是另立编制法，还是修改政府组织法，对官员的定编定额都有其必要。权力天然具有膨胀的品性，不予以约束和限制，民众的利益和福祉就会受到损害甚至侵害。一方面，老百姓养不起那么多官员；另一方面，官员扎堆又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推诿扯皮，导致行政效率的低下。

　　正是基于权力是柄双刃剑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才会选择以法治来编织权力的边界，让手持权柄者戴上“镣铐”跳舞。作为常识，法治的核心就在治权，依法治国的成败就系于依法治官。当权力受治于法，自然就不会出现“官满为患”；当法律成为官员治民的工具，不受约束的权力必会汪洋大肆。

　　政府组织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。1979年，全国人大制定并颁布了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》。1982年宪法公布以后，全国人大又于年底颁布了《国务院组织法》。这两部法律虽然内容简单，过于原则性且操作性不足，但毕竟是政府组成的直接法律依据。按照《国务院组织法》第9条的规定，“国务院各部设部长1人，副部长2至4人；各委设主任1人，副主任2至4人。”2008年轰轰烈烈的“大部制改革”之后，国家发改委与人社部居然同时出现了“一正九副”的“超级大部”，远远超出了法律规定副主任、副部长最多只能4人的要求。中央部委如此，地方政府的“两乱两超”也就见怪不怪了。

　　所以，我们不但要有一部编制法，我们还需要能够保障法律实现的制度环境。否则，就算编制法能够出台，也很可能沦为悬置于空中的“纸上的法”。也对于违法者，也应让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观察各地政府的“两乱两乱”，但有舆论曝光，也无一人被追责。自觉的，还会免去超额的副职；不自觉的，干脆以撒娇应对，比如有位地方政府官员就回应媒体称：我们这儿副职不算多，周边县市都这样。

　　当地方官员评价一个行为是否合法的标准，不是法律而是“他们也这样”，这些年的法治建设也真该考虑考虑如何制约公权了。